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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辽史话:日本侵略军战死者的埋葬规则以及通辽日军“忠魂塔”建立始末  

2015-08-14 18:20:45|  分类: 【通辽史话】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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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辽史话:日本侵略军战死者的埋葬规则以及通辽日军“忠魂塔”建立始末 - 幽谷清风 - 幽谷清风 通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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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外扩张侵略一直是日本近现代史上的国策,对战死在异国他乡的日军军人的遗骸处置、埋葬祭奠也是这个国策的一部分。近现代以来日本的海外作战主要的是侵华战争,1884年的甲午战争、1904年在我国领土上进行的日俄战争、1931年“九一八”占领东北的战争、1937年全面的对华战争。在这些战争中日军伤亡巨大,为了安葬祭奠战死者日本陆军部制定并不断修订了规范的战死军人埋葬、祭奠规则。

        一、日本侵略军战死者埋葬规则
        甲午战前,日本政府即预料会出现大量战死者,因此陆军省于1884年7月17日发布了《战时陆军埋葬规则》。规定战争期间,战死者临时葬于战地,战后须归葬于陆军“指定埋葬地”。葬法采“个体主义”,一人一墓,单立木质或石质墓标,葬费由军方支付,葬后由所属部队通知遗族,遗族可申请改葬。
        《马关条约》签订后的1895年7月,留守日军开始发掘战地坟墓,将火葬后的遗骨、遗发全部运回,分葬于各卫戍部队的指定墓域。由于允许申请改葬,许多亲族将遗骨移至家庭墓地,导致“民间墓标杂乱不堪,并有颓废不修之虞”,严重影响了“军威”。因此1897年7月30日,陆军省军务局颁布新的《陆军埋葬规则》,将原来的“指定埋葬地”改为“陆军埋葬地”。规定平战两时,除非死者留有遗言,遗骨、遗发均须葬于该处(1896年鉴于台湾根据《马关条约》划归日本单独颁布了《驻屯台湾澎湖岛军人军属之埋葬规程》,死于台湾的官兵遗体不再运回国内,而是就地安葬),将校及准士官除外。一般葬后十年须行合葬,合葬之处,设置墓标,标明姓名、官位等。葬法依信仰自由主义,不限神葬和佛葬。
        甲午战争中,日军战死1132人、伤死285人、病死11894人,总数达1.3万余人。在辽东半岛及山东战地,日军先将死体火化,遗骨埋于战场,树立简易墓标。
        日俄战争历时19个月,据日方史载,日军死亡达8万余人。1904年5月30日,陆军省颁布《打扫战场及战死者埋葬规则》,关于遗骨的处理规定:战死者分别火化,将遗骨送葬于陆海军埋葬地,但依实情,可将遗骨临时葬于战地,仅将遗发(头发)送还;遗骨临时葬于战地时,可竖木牌,或立石碑,记载某某之墓、何时战死、何日立碑等,其做法与甲午战争一致,并一直延至日军进攻东北时期。
        日俄战争以后直到日军占领东北全境,由于《打扫战场及战死者埋葬规则》规定,为追悼战死者,可在旅顺等地建造收纳遗骨的“忠灵塔”,所以仅有少量尸骸被掘送还国内,大部分尸骨则仍埋于占领区。
        1932年伪满建立后,日本在东北的统治渐趋稳固,关东军司令部鉴于“英勇之先烈,或战死敌人炮火之下,或逢不虑之灾厄,致尸体暴露旷野”,决定建造忠灵塔,用来收纳遗骨进行祭奠。忠灵塔既有纳骨功能,又是集体参拜之地,集收骨、祭祀于一体。1934年11月21日,东北第一座忠灵塔在新京竣工。该塔由雪野元吉设计,塔体为钢筋混凝土结构,底层为纳骨堂,供奉亡者骨灰及代表战神的日本刀,塔前为占地3万余平方米的广场。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建立在通辽的忠魂塔是伪满洲国1933年建筑,1936年完工的,是最早建立的,命名为“蒙古忠魂塔”。
        1935年4月,关东军正式成立财团法人“忠灵显彰会”,负责各地忠灵塔的建造、监守、祭祀和战迹保全。该会以副参谋长板垣征四郎为理事长,设理事8名、监事2名、评议员10名,另设旅顺、大连、辽阳、奉天、安东、新京、哈尔滨、齐齐哈尔、承德等9个地方委员会和事务所,具体负责筹建忠灵塔,合祭附近的战死者。其合祭手续为:死者所属长官或民间团体代表向理事长提出申请,理事长批准将决定通知申请者,并将死者名单送达地方委员会,申请人再将遗骨装于标准的容器内,交付归葬的忠灵塔(若遗骨搜集困难,则以遗物或牌位代替)。在“忠灵显彰会”指导下,1935年11月30日,哈尔滨忠灵塔竣工。该塔东西约400米,南北约517米,内设拜殿、祭坛、纳骨堂、休憩所、看守屋、仓库、庭院等。1936年9月10日,齐齐哈尔忠灵塔竣工。1937年9月25日,承德忠灵塔竣工。
        侵华日军战死者“忠魂塔”的前身应当是建于1906年至”九一八“事变前的”纳骨祠“。1906年,天津驻屯军为纪念镇压义和团的战亡官兵,在大和公园立“北清事变忠魂碑”,此为日军在中国大陆的第一座纪念碑。1906年3月日俄战争胜利后,日军在旅顺白玉山建造”纳骨祠“,用于存放2万余名骨灰,后又在”纳骨祠“对面的山顶上建造了一座“表忠塔”。该塔所用石料采自乃木希典(日军所谓的军神)的家乡山口县,塔形宛如一支白色的蜡烛。在1907年以后的几年间,日军挖掘散葬于各处的遗骨,在辽阳(1907年10月,纳骨14364)、大连(1908年9月,纳骨6029)、奉天(1910年3月,纳骨34875)、安东(1910年6月,纳骨3129)等地设置了纳骨祠,加上旅顺纳骨祠,共安置8万余名骨灰。1923年10月,“南满洲纳骨祠保存会”成立,接替关东军管理各处纳骨祠。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战初,日政府为制造“前线大捷”的假象,规定对外以一定比率发布战况,即日方伤亡1个,中方须伤亡约40个,如1939年5月29日,陆军公布中方伤亡数“至少230万”,日方只有5万9千人。据战后厚生劳动省的统计,全面侵华战争时期,死于中国战场的日军达71万余人(东北245400人、其他地区465700人)。由于战区不断扩大,伤亡前所未有,为补充兵源,激励后方民众,遗体的处理被纳入战时体制,成为战争动员的重要手段。
        1938年5月5日,陆军省发布《修正陆军埋葬规则》,规定战伤病死者的遗骨和头发要分成两份,其中一份分骨或分发送回国内葬于日本国内的“陆军墓地”。陆军墓地由师团经理部长掌理,原则上各卫戍地设一个,依陆军大臣的认可,一卫戍地可设两个以上,或数卫戍地合设一个。墓地内分战役、事变等类别建合葬墓塔,塔上标记某某战役战殁者合葬之墓、合葬者所属部队及功勋、遗族姓名住所、建设年月日等内容。按此规则,战死、勤务死、战伤病死(自伤病之日起3年内死亡者)、公务伤病死(自伤病之日起2年内死亡者),经卫戍地司令官组织专门委员会审查许可,由师团长通知遗族将分骨或分发置于师团长交付的陶器或木制盒中,并在表面记载死者的官位、姓名、年月日等,合葬于陆军墓地。新的埋葬规
        根据这一规则,前线部队分别制订了相应细则。如:1939年11月25日,支那派遣军总司令部以司令官西尾寿造名义发布《中支那战病死者遗骨送还规定》、《兵站司令部遗骨送还要领》和《分骨整备要领》;1942年7月15日,第十七军司令部以司令官百武晴吉名义发布《大东亚战争战(病)死者遗骨送还规定》等。新规则及各部队细则顺应了战局发展,既顾及了遗属的私人感情,又便利于公开及团体的参拜,形成了不同于往昔的战时祭葬体制。
        日军墓地与居留民迥然相异。居留民墓地的设置有条约规定,由领事馆、居留民团体或寺院管理,其葬仪以追悼死者为目的。而遍及东北主要市县的日军”忠灵塔“,由军方“忠灵显彰会”统辖,在军国主义支配下,军人生前属于所在部队,死后归葬于一处,他不属于自己,不属于家庭,成为日本侵略扩张的牺牲品。

        二、日本军国主义葬仪。
        1937年日军全面侵华以前,战死军人根据灵肉分离的信仰及两墓制传统,除尸身葬于国内的“指定埋葬地”或“陆军埋葬地”以及占领区的“纳骨祠”或“忠灵塔”外,其“灵”还要以“柱”的形式合祭于日本国内的靖国神社,接受公众参拜。       靖国神社始建于1869年,称“东京招魂社”。1879年靖国神社改建,经费、日常事务及祭祀活动由陆海军共管(陆军为主),成为合祭战死者的军用设施。甲午战后,祭祀对象扩大为战病死者,陆续入祭2万8千余柱。日俄战后,祭神新增8万8千余柱,并开始将战死者称为“忠灵”、“忠魂”、“英灵”、“英魂”等。该神社内无死者的骨灰或牌位,仅将姓名及资料记录于“灵玺簿”。合祭名单先由陆海军审查内定,经天皇敕许,直接升格为“神”。祭奠时天皇“亲拜”,嘉许遗族。例行祭为春祭4月30日(日俄战争胜利后陆军凯旋阅兵纪念日),秋祭10月23日(海军凯旋阅兵纪念日),还有各种临时大祭。
        在占领区如我国的东北,例行祭时间与靖国神社并不一致,新京(长春)为春祭5月30日(军神东乡平八郎忌日),秋祭9月18日(“满洲事变”纪念日),旅顺”忠灵塔“的春祭则在6月18日(攻陷旅顺之日)。祭祀之际,除当地日本军民外,日本国内官厅也派来代表。1934年11月21日,新京”忠灵塔“举行竣工纳骨式,陆、海、外、拓各大臣、满铁总裁、“满洲国”等军政要人列席,关东军司令官菱刈隆亲自揭幕,武藤信义等2900余具骨灰被祭入纳骨堂。         1935年哈尔滨忠灵塔建成后,关东军于9月22日晚在花园小学校举行前夜祭,23日下午举行竣工式和纳骨式,24日上午举行临时大祭。仪式神佛并用,持续了三天。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军侵占敦化,中国军民屡屡出没于近郊,更有两三次大举袭击县城,打死日军60余人。1935年3月10日,敦化的日本居留民会、朝鲜人民会、在乡军人分会、商务会等联合成立忠灵塔建设委员会,以居留民会会长饭田正广为委员长,集资建造忠灵塔。该塔9月15日竣工,关东军司令官南次郎题写碑名,该地独立守备步兵第8大队长松井中佐撰写碑文,11月3日举行了500余人参加的招魂祭。1936年9月19日,齐齐哈尔日军在忠灵塔前举行544名战死者纳骨式,次日举行慰灵祭,河村部队及在乡军人分会、国防妇人分会、小学校、居留民以及“满洲国”各官厅、中小学生、协和会、国防妇女会员等8000余人参加了仪式。
       日军在占领区建立的忠灵塔意在表彰战死者的精神,”忠灵塔“有日军专人防守,“它超过了坟墓的含意,而具有征服他国的纪念碑的意义”。日军塔碑建成后,不仅强令中国人定期参拜,平时路过还要默哀敬礼,向它鞠躬致敬,不敬者可判一至七年刑罚。 从1938年开始,在靖国神社举行临时大祭时,日政府规定全民(包括在华日军、居留民、学校及各团体等)在天皇亲拜的上午10时15分,必须向靖国神社默祷一分钟。

        1945年日本投降后,日军在各地树立的“永久性侵略标识”,有的被拆毁,未留一丝痕迹,有的被改造利用,“作为永远的民族生机促进石”。1946年,国民政府将八宝山的“忠灵塔”改建成“忠烈祠”,以纪念张自忠、佟麟阁、赵登禹等抗战将土。1947年,南京各界决定拆毁日军在菊花台的表忠塔,把在马尼拉等地被日军杀害的九名领事官遗骸迁葬于此,并改名为“忠烈公园”。上海、张家口等地的塔碑社寺大多如此,但塔碑虽倒,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幽灵依然存在,依然需要我们倍加警惕。


        三、通辽日军“蒙古忠魂塔”的建立始末
        通辽日军“蒙古忠魂塔”的建立与日伪军三次进犯通辽,东北军以及抗日义勇军三次攻打通辽,特别是击毙日军顾问退伍大佐松井清助有直接的关系。

        1931年9月24日,也就是“九一八”事变后第6天,甘珠尔扎布和莫力庙活佛阿旺图布丹在科左中旗的欧里在日本关东军的支持下成立了“蒙古独立军”。甘珠尔扎布为司令,日军派退役中尉和田劲为顾问,联络科左后旗统领包善一(蒙名额尔敦毕力格)、科左中旗协理韩舍旺,以及活动在通辽一带的土匪天红、高山等拉匪建军。“蒙古独立军”成立后,日本关东军很快从东北兵工厂给“蒙古独立军”运来3000支“七九”大盖步枪和60万发子弹。包善一、韩舍旺、天红各部对武器进行了分配。包善一面对爱国与卖国、抗日与投降的问题,以及考虑到自己的身家利益,有所顾虑,犹豫不定。甘珠尔扎布为拉拢包善一,把总司令的头衔让给了他,将“蒙古独立军”改称为“蒙古自治军”。“蒙古自治军”下设三个军,分别由包善一、韩舍旺、甘珠尔扎布任军长。第一军驻扎在科左后旗公司五家子一带,第二军驻扎在科左中旗舍伯吐一带,第三军也驻扎在科左中旗,司令部设在大林镇。(1932年4月,这支伪军改编为伪兴安南警备军)
     “蒙古独立军”刚一成立,当时的《南京日报》、《奉天日报》、《天津日报》、《北平日报》就刊登了这一消息,也引起了南京国民党政府的警觉和恐慌。目睹“九一八事变”后的哲盟形势,东北军军事训练委员会步兵少将组长高文彬急赴北平向张学良献策,自荐通过亲友关系去说服尚在动摇中的握有兵权的包善一、韩舍旺等人,广泛团结蒙汉族人民,共同抗日。张学良欣然采纳高文彬建议,决定组织“辽北蒙边宣抚专员行署”,领导辽北蒙边抗日武装斗争,并委任高文彬为宣抚专员。同时,张学良又电邀科左中旗巡防骑兵统领刘震玉和卓哩克图亲王府统领李海山急速赴北平,计议抗日,张学良在北平面见了李海山、刘震玉。李海山、刘震玉表示听从“少帅”张学良的安排,进行抗日。于是,张学良委任李海山为辽北蒙边骑兵第一路司令,刘震玉为第二路司令,归辽北蒙边宣抚专员节制。李海山、刘震玉返回旗里后,便召集原部队兵马,做抗日准备。
  1931年10月中旬,高文彬率王云汉、李树凯、苏崇武、白梦梅、张子振、王化南、高秀芳、成长奎、赵龙涛等20余人来到通辽,竖起抗日大旗,在通辽成立了“辽北蒙边宣抚专员行署办公处”。高文彬任宣抚专员行署主任,王云汉任参谋长。宣抚专员行署成立后,东北边防军司令部长官公署又通令法库、康平、昌图、梨树、怀德、双山、辽源、彰武、开鲁等县,全力协助辽北蒙边宣抚专员行署工作。

        1931年10月14日,在日本顾问和田劲和甘珠尔扎布的指挥下,蒙古自治军进攻通辽,遭到了当时驻防通辽县城的东北军骑兵第三旅的四十团和四十一团的顽强抵抗,通辽军民在第四十团团长王奇峰和四十一团团长杨希宾以及通辽县公安局局长蒋连瑞指挥下,对敌人进行了英勇的反击。“蒙古自治军”损兵折将,败退大林。
        “蒙古自治军”首次进攻通辽失败后,日本关东军另派退伍大佐松井清助担任指挥官,携带四门大炮和多挺机关枪来到“蒙古自治军”,于1931年12月末,松井清助率日、伪蒙古自治军近千人由舍伯吐出发进攻通辽。东北军辽北蒙边第一骑兵司令李海山奉命迎敌。1932年1月1日,双方在萧河敖包展开激战。战斗进行了四昼夜,李海山部消灭日、伪军二百余人,迫敌人撤回舍伯吐。

        日军两次进攻通辽失败后于1932年1月13日(有的记载为10日),日寇再次精心准备,从吉林洮南调来羽山少佐率领的第六守备队(即羽山支队),配备装甲军、坦克,在飞机配合下,从驻地钱家店出发第三次进攻通辽。辽北蒙边宣抚专员行署主任高文彬率部进行了英勇抵抗,激战了3天,双方伤亡都很大。镇内居民纷纷逃亡,商界人士呼吁停战。为避免商民遭受流弹伤害及飞机轰炸,1月17日东北军守城部队撤出通辽,退守余粮堡、开鲁,通辽陷落。1932年5月,撤出通辽退守余粮堡的“辽北蒙边宣抚专员行署”改编为“东北民众抗日救国军第五军区”,高文彬任司令员。曾经当过张作霖的勤务兵的谢国忱(辽宁省黑山县李家窝堡人。“九一八”事变后,谢国忱以热河民团为基础组建了义勇军,开展抗日斗争)率热河民团义勇军,转战到通辽一带,被编入“东北民众抗日救国军第五军区”,为第五梯队司令员,继续开展抗日活动。1932年6月,东北民众抗日救国军第五军区司令员高文彬率第一、第四、第五三个梯队攻打通辽,击毙日伪军80余人。1932年8月30日,李海山、刘震玉率领两个梯队骑兵,再次向通辽进攻,击毙日军大佐1人,士兵30余人。1932年10月6日,驻开鲁的抗日救国后方援助分会给李海山、刘震玉两部送来了子弹五万余发。李、刘遂于当天晚10时向通辽发起第三次进攻,击毙日军70余人,伪军90余人。

     1932年1月17日,日伪军攻占通辽后,日军顾问松井清助十分骄横,军事会议上力排众议提出乘胜西进,攻取开鲁、进犯热河。当时开鲁一带的驻军原称“东北边防军热河骑兵第17旅”(属直系),1928年改为“热河省独立骑兵第9旅”(归属奉系),旅长崔兴武。该旅有三个团、9个营、36个连、72个排、216个班,3600多人。驻开鲁的是56团,团长孙福生。驻乌丹的是57团,团长李守信。驻林东的是58团,团长尹大马棒。旅部设在林西,因为崔兴武家住在开鲁,所以崔兴武常在开鲁县城。
        1932年2月27日,日本关东军调集骑兵三百余名,率5000多名伪军,配备6辆装甲车,3门榴弹炮,在6架飞机掩护下,从通辽出发,进击热河的开鲁县。
  东北军辽北蒙边骑兵第一路军司令李海山和辽北蒙边骑兵第二路军司令员刘震玉司令侦知这一情况后,率领本部义勇军,会同热河省驻开鲁县崔兴武骑兵第九旅一部,计6000余人在开鲁与通辽交界的道德营子附近的沼坨、柳林深处设伏。日伪军走进埋伏圈后,双方发生激战。2月29日下午1时,日军顾问松井清助被活捉。这次战斗共击毙日伪军380多人,其中校尉官30多人,缴获重炮两门,轻炮两门,步枪300多支。东北军伤亡230多人,其中校尉官十几人。松井清助被俘以后,押解途中妄图逃跑被士兵击毙。他的尸体被运回开鲁后,暴尸街头。松井清助是侵入哲里木盟后最早被击毙的日军指挥官。

        通辽陷落以后至1933年哲理木盟全部沦陷。日军根本没有想到进犯“蒙缰”受到这样顽强的抵抗,日军战死如此之众,特别是大佐松井清助被击毙,使日本关东军司令部极为震惊。为祭奠归葬日军战死者,1933年关东军下令在通辽选址建立“忠魂塔”,命名为“蒙古忠魂塔”。
        松井清助到底是什么人,他的死让日本关东军如此痛心呢?其实这个人十分神秘,其真实身份战时战后很少有披露。松井清助早年投身军界,官至大佐,随即退役,公开身份是日本浪人,实则是日军军事间谍。“九一八”事变前多次潜入我国东北和蒙古人民共和国搜集情报,应当说是一个满蒙通。“九一八”事变把他派到通辽是日本关东军征服“蒙缰”侧击热河的战略棋子。
       通辽的“蒙古忠魂塔”,位于通辽东小街(现和平路)路西,北城壕附近(现蒙医研究所院内)。建于1933年竣工于1936年4月。该塔高20余米,塔顶是瓦房式结构,底座呈方形,塔门向南开(实际朝向和平路的西门为正门,面向日本方向),共三层。塔心内有日军在中国“阵亡者”遗像,骨灰盒陈放在塔正中的高台上,高台前方有供桌。

     1936年4月20日,驻通辽的日军和伪政府在这里举行了通辽蒙古“忠魂塔”的竣工祭奠仪式,即“开眼式”。参加开眼式的有:伪满国务院派来的代表、伪满州国各省的代表、通辽县各界人士的代表、第九军管区驻军、协和会、红十字会等团体代表及学校师生等,还有超度亡灵的日本道士及莫力庙喇嘛。参加者多达万人。   
  蒙古“忠魂塔”的“开眼式”,由日本宪兵队维持秩序,4月20日上午9点开始入场。
        当时新京(长春)来的一个国务院大臣首先入场就座,然后奉经喇嘛、日本道士及其他喇嘛入座。此后是死者家属入席,再后是驻军、学生入场。这些人主要是聚集在“忠魂塔”前正中的广场上,
  入场式完毕,由主持人(日本人)宣布“开眼式”开始。介绍了“忠魂塔”建立经过,松井的“战绩”和他“阵亡”的经过等等。   
  介绍完毕,日本喇嘛开始用日语诵经。诵经结束之后,代表们进香。每个代表一束高香,依次插入香炉。先是新京来的国务院大臣,然后是各省代表,最后是通辽县各界的代表,插香过程约三十分钟左右。最后一项是祝念,全体人员向“忠魂塔”大礼鞠躬致敬。4月20日算“正日子”,尔后还有六天的“傍日子”,进行跳鬼、赛马、唱戏、运动会等活动,由地方警察维持秩序,前后共进行7天。 此后每年4月20日,都进行开门祭祀,通辽所有机关都要来此进香。1938年(康德四年)5月 日本知名宗教“日莲宗”(以妙法莲华经为主)专门为通辽日军“蒙古忠魂塔”铸造了纪念徽章和纪念牌(见图)。徽章直径大约五公分,铸有通辽“蒙古忠魂塔”建筑图案,徽章背后除有伪满的年号“康德四年五月”外,还有一段日文和蒙文,大意是“太阳由东向西,这是日本佛教还于月氏的瑞相”。这句日莲“语录”,出自日莲著《谏晓八幡抄》。日莲,又被尊称为日莲上人,是日本镰仓幕府时代最后一位宗教改革家,日莲宗的创始人。原文有上下文联系,说到,古代佛教由西向东传播,就象月亮由西向东运行一样,而“太阳则由东向西,这是日本佛教还于月氏的瑞相”。颁发者只摘其中一句放到徽章上,无疑在为日本西进侵华歌颂和祈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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