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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史解密:苏联·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  

2016-10-03 19:08:10|  分类: 【国史研究】……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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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史解密:苏联·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 - 幽谷清风 - 幽谷清风 通辽
 
    蒋介石成为黄埔军校校长是其发迹的起点,但他成为黄埔军校校长背后的真实原因却至今鲜为人知。其实,孙中山对蒋介石的任命是被迫的。

    蒋介石出任校长并非一帆风顺
    最早建议蒋介石担任黄埔军校校长的是鲍罗廷。1923年11月26日举行的国民党中央执委会第十次会议上,鲍罗廷就积极支持蒋介石出任校长一职。在他看来,蒋介石是一位能信任而且强有力的人物,“受过军事训练,有军事经验,并且不是军阀;他没有自己的军队;他接近孙中山并接受孙的领导。在国民党里,这样的背景唯他独有。”鲍罗廷抵华不久尚未与蒋介石谋面,可见其表态应该是来自莫斯科的指示。其时,蒋介石正在苏联访问,不仅对苏联赞不绝口,还认真研读《马克思学说概要》与《共产党宣言》。苏联对他的评价是“同我们很亲近”“在中国,以最有教养的人之一著称”。看来,蒋介石能够受到高规格接待并非仅仅是因为代表孙中山的原因。
    据蒋介石当时的妻子陈洁如回忆:“介石在11月29日离开莫斯科,12月15日抵达上海。虽然他深情地对我问长问短,而且似乎满心喜悦,但我可感觉得到,他有心事。”
    蒋介石从苏联带回国的“心事”已经严重到无法掩饰,以致抵沪后立足未稳就找张静江商量。据《蒋介石年谱初稿》记载:“十五日上午七时,船入吴淞口,九时,抵沪埠。午后,访张静江。三时,趁江天轮归甬。”蒋介石急“访张静江”后迅速离沪显然是有意而为:一是回避见客,以免心不在焉而引人生疑;二是回避闻讯赶往上海急于会见蒋的鲍罗廷。12月20日,廖仲恺从上海致电蒋介石,“鲍君有事与商”。22日,廖又催促:“惟望兄早日来沪,鲍先生及弟等待商之事甚多。”“鲍先生事尤关重要,彼每见弟等,必问兄来未。”26日,廖再次催促:“鲍先生日盼兄至,有如望岁,兄若不来,必致失望。”鲍罗廷心急火燎地再三要见蒋介石,显然也与蒋介石访苏归来的“心事”有关。
    其时究竟发生了什么?从蒋介石在溪口的反常行动中也许可见一二:“息影慈庵,拂案焚香,绕茔抚树。”“读武侯出师表,为感忠孝同源,其性光照耀千古,自喜素所为文,多与此旨符合。”可见蒋介石当时求神拜佛的“心事”与是否“出师”有关。
    由于蒋、张、鲍三者关系之密切在随后的整理党务案中显露无遗,因此不难断定这三人的密商也必与蒋的“出师”有关。
    1924年1月10日,就在蒋介石返乡研读“出师表”之时,谭平山与鲍罗廷的一次谈话透露了黄埔军校校长的人选问题:“决定孙中山本人担任这个学校校长,而副校长由蒋介石担任。但这个问题也还没有正式解决。起初想要蒋介石当校长,但后来又改变主意,决定要孙当校长。现在您来了,就必须研究一下这个问题,而我们必须加速进行这个工作。”谭平山的谈话表明两点:鲍罗廷对校长的人选非常关心;孙中山对蒋介石有所顾虑。1月24日,孙中山只任命其为“黄埔军校筹备委员会委员长”。这就是说即便鲍罗廷参与“研究”,依然没有改变孙中山的决定。正如鲍罗廷在给斯大林的秘密报告中所言,“要使孙中山改变主意是困难的”。蒋介石尽管有鲍罗廷的支持,但依然是“出师不利”。

    孙中山最后不得不“改变主意”
    查蒋介石1月24日主政校筹委会后的举动似乎并无异象。2月8日蒋介石召开校务筹备会议,2月10日分配各省区招生的名额,15日偕邓演达往石井视察兵工厂。黄埔刚开设时即无军械。只因蒋介石曾在事前去石井兵工厂,厂长为国民党员,不久即秘密运来步枪五百支。所以日后蒋介石不仅可以夸言“我个人亲自指导出来的”黄埔一期学生约五百人,而同数的步枪,也是他第一笔本钱。可见,蒋介石当时还非常积极地解决军校学生缺少枪支的难题。17日,蒋介石赴肇庆对西江讲武堂的学生发表长篇演讲,其中提到他重点关心“二种计划,一为在兵工厂创设炼钢厂,一为开办军官学校。”然而,正积极筹备军校的蒋介石在21日突然向孙中山提出辞呈。23日,孙中山 “批蒋中正函”:“务须任劳任怨,百折不回,从穷苦中去奋斗,故不准辞职。”但蒋介石执意离去,似乎完全令人不可思议,而且就如首次出走,直接去见张静江。当蒋介石带着娇妻陈洁如来到上海西藏路张静江公馆时,张静江显得非常讶异。
    蒋介石再次莫名出走后,孙中山发动了第一波劝蒋回归的电报。2月25日,廖仲恺应孙中山要求致电蒋介石促其返粤,邓演达奉命前往劝说。26日,国民党中央执委会致函蒋介石“切劝”。28日,胡汉民致电蒋介石:“驾过沪匆匆即行,未及晤谈,至相念也。”胡汉民显然不懂蒋介石何以连面也不见就“匆匆即行”。29日,孙中山致电蒋介石:“辞呈未准,何得拂然而行?希即返,勿延误。”不悦之情跃然纸上。
    此后,频繁的“劝蒋”电报突然中断。3月10日,廖仲恺又开始致电蒋介石促返:“毋负远来考者,以损党誉。”此后促蒋速返的电函更变得连篇累牍:15日、17日、18日是孙中山;17日、21日、24日、30日是廖仲恺;17日、19日、24日、26日、28日是胡汉民;23日是戴季陶;4月1日、3日是廖仲恺与李济深……直至蒋介石在许崇智陪伴下返粤。
    两波电报之间的10天里究竟发生了什么?
    5月2日,孙中山一改初衷发布命令,“特任蒋中正为陆军军官学校校长”“既没参加国民党‘一大’,也没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也不是中央部委负责人的蒋介石,却被孙中山任命为黄埔陆军军官学校校长。”一位美国学者在 《蒋介石传》中说:“尽管许多传记渲染孙中山和蒋介石的亲密关系,但有一点很明显,孙中山从来就未认真考虑蒋介石的建议,也未将他当做自己的知心朋友。”
    研究者对孙中山似乎莫名其妙的忍气吞声、委曲求全无从解释,甚至不得不从权谋与人品上寻找原因。如《蒋介石评传》说:“蒋介石虽一再向孙中山讨价还价,但技巧地保持渠道畅通,不致因价钱谈不拢而破裂。从最浅显的道理也可看出,蒋介石的这种表现,对‘革命’不忠,对孙中山不义。这种不忠不义的背后,浮现‘无赖’的性格。”

    孙中山的“改变”来自斯大林的压力
    1923年1月4日,苏联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出了一个绝密决定:“采纳外交人民委员部关于赞同越飞同志的政策的建议,该政策旨在全力支持国民党,并建议外交人民委员部和我们共产国际的代表加强这方面的工作。”但随后的历史事实表明,斯大林“全力支持”的“国民党”不是孙中山而是蒋介石。
    1923年3月8日,斯大林决定 “给孙逸仙约200万墨西哥元的资助”。5月1日,苏联政府在致孙中山的电报中说:“我们准备向您的组织提供达200万金卢布的款额作为筹备统一中国和争取民族独立的工作之用。这笔援款应使用一年,分几次付,每次只付5万金卢布。”但此后一年苏联完全食言。
    解密的苏联档案记载:“莫斯科对于孙逸仙及其政党可靠性的怀疑,特别表现在向广州提供物质援助的规模和期限问题上。”可见斯大林对孙中山其实是信不过的。
    1924年3月20日,就在蒋介石第二次出走坚持不回广州之际,斯大林突然决定把一年前拖欠的200万资助付给孙中山,同时还决定增加武器供应:“委托伏龙芝同志亲自负责发放50万卢布、1万支步枪和一定数量的火炮。”同一天,孙中山发布大元帅令:“派蒋中正为陆军军官学校入学试验委员长。”两个决定发生在同一天应该不是巧合,但孙中山对蒋介石的任命依然是“委员长”而非“校长”。
    随后,苏联又派出军事顾问团。1924年4月16日,应孙中山要求,鲍罗廷与加拉罕致电莫斯科,提出给广州派五十名军事工作人员,其领导者须是有战斗经验的人。5月2日,就在苏联顾问抵华前夕,孙中山终于任命蒋介石为黄埔校长。不久,苏联的第一批武器于1924年10月8日从海参崴运抵广州。
    斯大林与孙中山同时改变主意,最合理的解释就是前者以援助的兑现换取了后者的让步。也就是说,蒋介石的校长其实是苏联全力支持的结果。美国学者在《孙中山——壮志未酬的爱国者》一书中说:“对于俄国援助的迫切需要,在孙中山和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最后决策中,可能是决定性的因素。”
    但斯大林兑现承诺时完全改变了黄埔军校的性质。1923年5月1日,苏联政府在致孙中山的电报中说:“遗憾的是我们的物质援助数额很小,最多只能有5000支日本步枪、15挺机枪、4门炮和两辆装甲车。如您同意,则可利用我国援助的军事物资和教练员建立一个包括各兵种的内部军校,而非野战部队。”可见,苏联最初设想的黄埔军校只是训练性质的“内部军校”。但从苏联的第一批武器到达起,黄埔军校就成了野战部队。
    在孙中山逝世一周后,苏联就立刻全面加强对黄埔军校的援助。1925年3月19日,苏联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成立由伏龙芝、契切林、莫洛托夫和彼得罗夫(后由维经斯基取代)同志组成的委员会,监督日常援助国民党和同情它的团体的措施的执行情况。”
    1925年5月7日,斯大林在会议上说:“我建议:1、认为在广州组建新的可靠部队是必要的。责成伏龙芝同志为此目的向广州派遣200人的教官团。2、为组建部队拨出必要的资金,责成伏龙芝和索柯里尼柯夫同志最后确定为此拨出的补充资金的数额(约50万卢布)。3、为同样目的拨出2万支步枪、100挺配备子弹的机枪、一定数量的掷弹炮和手榴弹。”
    1925年5月29日苏联中央政治局中国委员会会议第2号记录:“有200万卢布由外交人民委员部支配,这笔钱用于支持广州小组、黄埔军校、政训班,资助组建一个新的师团。”“我们预定发运给广州:9000支步枪(已在途中)、950万发子弹、1万枚手榴弹、100挺带子弹带、弹盒和小型机器的机枪、10支1000发的掷弹炮。”
    1925年9月23日决定:“为了加强黄埔军队,给广州调拨总额为3988242卢布的武器装备。”10月7日进一步决定,“现时黄埔军队的人数约为6000人”“必须建立新的黄埔军队,使黄埔军队的人数达到25000人,加强空军和技术作战手段。打算给广州调拨步枪15000支、机枪100挺、子弹2000万发、带炮弹的炮24门、带炮弹的掷弹炮50门、飞机15架”“组成改组后的政府军的坚强核心”。很明显,斯大林其实是要通过武装“黄埔军队”,把蒋介石变成“坚强的核心”。
    斯大林突然改变黄埔军校的性质其实是对蒋介石拥有实职实权的量身定制,为蒋介石的迅速执政奠定实力基础。
    既然选择已决,蒋介石就必须让斯大林放心,于是蒋经国来到了苏联。1925年3月19日,孙中山逝世后一周,斯大林就作出决定:“专为中国学生建立500人的中山大学是适宜的。”《蒋经国全传》说,在中国“实际获得录取的幸运者,仅340名,其中30名,由鲍罗廷推荐,他们都是国民党要员的子弟,其中包括蒋经国在内。”毫无疑问,鲍罗廷主要“推荐”的是蒋经国。确实,斯大林必须尽一切可能地保证蒋介石绝非孙中山,蒋介石也必须尽一切可能地保证自己绝非孙中山。
    之后,蒋介石在发动“四一二”政变时完全不担心蒋经国在苏联的安危。《蒋经国全传》说,斯大林“非但没有因父亲的事,迁怒儿子,而且同意蒋经国由共青团员转为共产党员。1928年秋天,蒋经国由莫斯科中山大学毕业,被保送到列宁格勒托玛卡红军军政学校去学习军事和政治。”后来西安事变时,被囚的蒋介石突然对周恩来流露出对蒋经国的思念,人们通常认为这是蒋介石危难时的舔犊之情,其实他也可能是在向斯大林求援,允则安全,拒则危险。因此,蒋经国的回国其实是斯大林对蒋介石的信任和支持,暗示着其“联蒋”政策的不变。
                                                                                    (摘自《上海党史与党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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